春水堂

摘要：对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G.A.科恩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明显不同的新见解。他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劳动的辩证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尽管被异化了，但恰恰是这种异化孕育了自由的萌芽并促使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种自由在早期手工业劳动中是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其进步作用的肯定，并预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劳动的前景。

关键词：辩证法、异化劳动、自由、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在植根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一直备受关注，并被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萨特等代表人物以不同方式用作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然而，对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G.A.科恩却提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在被收入其代表作《历史、劳动与自由》一书的“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一文提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劳动的辩证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尽管被异化了，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异化，“孕育了自由的萌芽并促使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种自由在早期手工业劳动中是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其进步作用的肯定，并预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劳动的前景。在我看来，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大都是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展开的，科恩的这篇论文则展示了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文中提出的异化劳动是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等论断，对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一、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辩证法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了使人们准确把握他讲的“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的含义，科恩先对他理解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做了简要的说明。

科恩说，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人们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而他的理解，仅限于黑格尔关于发展过程三阶段结构的论述，进而言之，他使用的“辩证的（dialectical）”一词，指的只是具有这种三阶段结构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的认识论中，存在着一个分为三阶段的上升过程：起点是感性意识，终点是理性，知性介于这两者之间。在初始的感性阶段，精神尚未体验到自身与世界的分离，也无法区分眼前事物及其属性，客体的要素彼此交融，主体也与之融为一体。在知性阶段，主体在自身与客体之间确立一种绝对的区分，并能够辨别客体的各个部分与特征。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的超越，理性既保留了知性阶段确立的种种区分，又能认识到知性所无力把握的更深层统一，因而重新获得了为知性所中断的整体性，同时又不放弃以这种中断为前提所取得的成果。认识论并非黑格尔应用三阶段结构的唯一领域，例如，他在《论爱》的片段中谈及亲密关系的发展时写道：“其过程为：统一、分离的对立、重新结合。”可以说，黑格尔在其所有主要著作中都建构了这种序列，其中一个特别明显例子，是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伦理生活”的阐述。伦理生活始于家庭：这是一个融合的领域，其成员直接关切彼此的福祉，而不受基于利益权衡的外在关系所约束；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员的祸福，其他成员都会感同身受。与家庭相对立的是市民社会，它是由摆脱了家庭庇护的、相互独立自主的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这些个体从事着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在市民社会中，独立与分离占主导地位，人际关系依赖于冷漠的契约。市民社会又从属于国家，这里的国家指的不仅是政治制度，而是整个民族共同体，它不仅维系着经济生活中的独立性，还通过提供集体认同和文化对这种独立性加以补充。因此，家庭体现的是未分化的统一，市民社会体现的是已分化的不统一，而国家则体现了已分化的统一。简言之，依据黑格尔的论述，当一个主体从与某一客体尚未分化的阶段出发，经过一个因与之分离而产生分化的阶段，最终进入一种既保持差异又重建统一的阶段时，这个主体便经历了一个辩证的过程。这三个依次出现的阶段可分别称为：“未分化的统一”、“分化的不统一”和“分化的统一”。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三阶段结构：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那是一种抑制个体性发展的集体结构和集体意识；随后经历了阶级社会的种种分化，这种分化激发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最终走向现代共产主义，它在重新获得集体性的背景下保存了个体性。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这三个阶段通常被说成是这样一个序列，即从原始共产主义，到阶级社会，再到现代共产主义。但在马克思那里，占主导地位是另一种不同的序列，即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资本主义，再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在其存在阶级分化的形态中，如奴隶制和农奴制，也呈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共同体表象；而资本主义则使个体彼此对立，使社会与自然相互冲突。共产主义社会保留了业已形成的个体性，但恢复了共同体，并重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

科恩指出，“劳动的辩证法是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一条关键线索”，由于对它的阐释涉及在辩证过程第二阶段出现的自由的一种形式——分离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先对这种自由的含义做一简要的说明。

在辩证过程的第二阶段，主体摆脱了先前依附的对象（该对象可能是另一个主体），并体验到自身与该对象的分离。这种体验可称为“分离的自由”（'the freedom of detachment），而这种自由的缺失可称为“被吞没”（engulfment）。这种自由的体验，并非是一种摆脱约束的自由体验，因为曾经吞没现已分离的主体的事物，现在仍可能限制并左右主体的选择，而主体也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与该事物拉开距离，并不意味着后者无法间接地遥控他。一个意识到自身受约束的主体，拥有一种被他本人以及我们视为属于他自己的愿望或计划，而这种愿望或计划，却因某种被他感知为外在于自身的事物而变得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他或许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但他的意志仍然是他自己的，并未被那施加约束的力量所俘获。然而，一个缺乏“分离的自由”的人，则不会将自己视为与那个损害其自由之物相分离的存在，因而无法将其视为阻碍他或向他发号施令的存在。他不会将其体验为与自身意志相对立的存在，因为该事物已将其意志完全吞没。一旦主体对自身与吞没他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这种被吞没状态便无法继续存在。当这种关系变得清晰明了时，被吞没状态就已被打破。此后，被吞没状态下的不自由或许被一种受约束的体验所取代。

二、传统劳动与现代劳动

马克思的劳动的辩证法，首先体现在对传统劳动与现代劳动的阐释上。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面对早期的工厂文明，许多人都将往昔的工作场景描绘成一个乐园，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劳动者从这个乐园逐出，抛入工业地狱。在他们看来，手工业者的技艺性劳动是为了这种劳动本身，而非仅仅为了谋生，这与工人阶级从事的异化劳动形成鲜明的反差。然而，马克思却不这样看。

马克思认为，传统手工业的价值本身恰恰暴露了手工业者“被吞没”的状态。手工业者对自己狭小行当的满足与沉迷，构成了一种“奴隶般的关系”。手工业者认同自己的工作和角色，但他们的心智却被其职业所束缚。现代无产者则不在意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关心工作的性质。雇佣工人的这种漠不关心，体现了他的异化状态，但同时也预示着一种自由的诞生。手工业者使用着通常由父辈传下来的生产资料，“就像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而19世纪工人一无所有的状态——这正是其苦难的根源——却也意味着一种独立性，一种与特定机器和特定工作的分离，这种分离是行会手工业者从未体验过的。当然，获得这种“自由”的无产者，要被迫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他毫无意愿的工厂劳动中。他虽不必向厂主脱帽致敬，但这并不妨碍后者对他进行广泛地控制。他并未摆脱约束：他所获得的只是分离的自由。相比之下，“过去的劳动者”连拒绝其生活条件这个念头都根本不可能产生，他只能将自身理解为这种境况的一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这一转变是从被自然、自身劳动以及社会身份所吞没的状态——而社会本身也深陷于自然之中，即马克思所称的“自然形成的生存条件”，过渡到异化、抽象的“个体性”以及分离的自由。马克思曾隐晦地表达了这一区别：只有雇佣工人才与自己的劳动和生存条件处于一种“关系”之中。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在对某物具有适当的独立性的前提下，才可能与之形成“关系”；而中世纪的劳动者，如他所言，是与自己的劳动工具“连在一起”的。

这种“连在一起”并非是毫无意义的不幸，因为“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隶属……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将劳动者限定在生产的物质与社会条件内的特定领域，这确保了

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态，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

甚至劳动工具的形态

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劳动者与工具便相互适合、稳定不变了。然而，资本主义工业破坏了这种稳定的适应状态，它“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这种对人的漠视打破了蜗牛的外壳。

依照前边的界定，这种转变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第一阶段，手工业者被束缚于自己的劳动条件和周围环境，融入社会机体中某个特定细胞，而社会机体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无产者摆脱了这种束缚，但也因此失去了它所带来的慰藉与安全感。他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却失去了手工业者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要完成这一辩证过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者必须在不牺牲已获得的自主性的前提下，与其所处境况建立起某种新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的核心事件，是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之间发生的双重分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融为一体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均已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的序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这种所谓的原始积累不过是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的历史过程……劳动的人脱离劳动工具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就会继续保持下去，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直到生产方式方面的一种新的、根本的革命把它消灭，并以新的历史形式再恢复这种原始的统一为止。

于是我们再次遇到了这样一个辩证序列：未分化的统一、分化的不统一、分化的统一。

马克思的劳动的辩证法汲取了黑格尔关于意识与自然的辩证法，但更强调技术维度。手工业者沉浸在对象、自然、生产资料、土地及直接的生存境况中。子承父业，如同季节更迭般自然，这便是他的宿命。意识与自然之间尚未产生真正的冲突。这一冲突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爆发，人类将自身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同时又将自然撕裂，行使着一种破坏性的自由。资本主义是精神的否定形态，它既冲击自然，又摧毁那些神圣的、自然生成的社会秩序。在社会主义下，一种自由实现的统一得以建立。自然回归精神，但此时的自然已是精神化了的自然。

对这些辩证范式的唯物主义阐释强调，手工业生产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今却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依附于自然，因为它妨碍了劳动的集体化，而劳动的集体化是提高生产力的前提。在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者掌控整个生产过程。他在自己的作坊里使用自己的工具，制作出一件完整的产品，这件产品完全可以视为他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并非只生产一个部件，以用于与他人生产的部件拼接，或只为一条流水线上的整体产品添加一道工序。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贬损了手工业者的职业自豪感，但也正因为它使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个人通过与他人协作而超越自身的局限，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屈从，使得人类得以实现其所能达到的惊人的生产进步。马克思描述的人类的特有劳动——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在其高级形式中具有目的性、范围无限等特征，实则体现为工厂或整个工业体系的属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价值只以异化的形式显现：类的力量并未渗透到个体成员之中，反而以异己之物的形式与他们相对立，成为垄断着生产意图与知识的资本家的财产。资本家本人可能学识浅薄，但他却是科学的社会载体，因为那些拥有知识的人受雇于他。知识与技能被应用于生产过程，却并非由生产者自身所运用：他们的劳动行为是由监工和机器所强加的。随着社会生产日益复杂，对每个工人的才能要求反而降低。在未来社会中，主导工业的理论将被所有人所掌握，人类的成就将不再以异己力量的形式面对个体，而是随着生产被所有成员民主地规划与理解，融入他们的生活。社会主义将为个体提供那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仅由“人类”整体所成就的创造性存在。

因此，曾以不同方式沉浸于自然之中、并在其中安身立命的人们，失去了那种原初的统一性，转而获得了一种与个体相脱离的抽象自由和集体力量——“这是通向具体自由和使这种力量摆脱异化的必经阶段。”

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

马克思的劳动的辩证法，其次体现在对“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阐释上。“抽象与具体”的对立贯穿黑格尔的著作，马克思本人并未像黑格尔那样频繁使用这两个术语，但它们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个基本区分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马克思而言，一切劳动都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因为它是以特定的方式运用特定的手段进行的，并产生出具有特定用途的产品，这种产品能够满足特定的人类需求，而非所有需求，也就是具有使用价值。它又是抽象的，因为它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可以用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在市场经济中，它体现为交换价值，并在一切经济形态中都体现为社会财富的一定份额，无论该份额如何计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抽象的维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对劳动者和雇主来说，从事何种具体的劳动已不重要。他们关心的只是从中能获得多少交换价值。这与封建制下的农奴和领主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消费的是劳动的直接成果，因此关注其具体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抽象的维度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意识中都占据优先地位。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抽象化还有另一重表现。不同种类劳动之间的具体差异不仅变得无关紧要，其差异程度本身也在缩小。这一点从中世纪与现代社会劳动分工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就看得很清楚。资本主义增加了生产某一特定产品所需的不同工序或工种的数量，但同时降低了对工人特殊技艺的要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织工和制革工人参与了各自生产过程中的多个环节，而织布工序与制革工序在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各自内部也各不相同。然而，机械化的纺织厂和皮革工厂仅要求工人完成相同的简单操作。工厂产品的差异，源于所用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不同，而工人付出的劳动却是相似的。资本主义的理想是使所有生产部门内部以及部门之间的任务趋于同质化，从而使工人能够在不同岗位之间流动，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从事大体相同的简单操作。

总而言之，在资本的支配下，人们对劳动的直接关切在于其生产一般财富的抽象特质，即交换价值，至于交换价值所采取的具体形态则变得无关紧要；同时，不同类型劳动之间的具体差异也被削弱了。于是，劳动的抽象性不仅体现为一个范畴，更存在于现实之中：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

最后一句话强调了这一转变具有解放的意义：它使人得以摆脱“被吞没”的状态。由于资本主义下的抽象劳动没有固定的具体形态，从事这种劳动的人不再被某种特定的生产过程所固化，从而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也有需要去追求一种完整全面、不被限于单一职业的生活：

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

作为无产者的人已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不过也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因如此，他渴望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手工业者之所以缺乏这种渴望，正是因为他的少数几种能力已经得到发展，并与劳动和生活的条件融为一体，以至于无法想象自己能够超越这些条件。“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这种“痴呆”与《共产党宣言》中提及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相同。它不是指智力低下，因为它完全可以与高超的技艺并存，而是指“农村生活的愚昧”，即对受限生活毫无怨言地接受，且并未意识到这种生活是受限的。

在马克思看来，中世纪的劳动是具体的，但非普遍的。它具有明确的形态，结果是劳动者被这种劳动所规定和限制。现代劳动是普遍的，但又是抽象的。劳动者虽不再受束缚，但其活动已失去明确的形态与意义。这种劳动“……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由“抽象的个人”来完成。共产主义下的活动将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它是对特定且明确的事物的自由投入，既不再是悬置于真空中的自由（如无产者那样），也不是带有具体内容的不自由（如手工业者那样）。

四、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

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第三体现在对资本主义进步作用的分析与评价上。马克思深知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性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曾在无数场合强调，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再崇高的事物也难逃被剥削；一切天赋、一切技能、一切科学、一切激情，都难逃资本的贪婪。但他常常接着说的另一面却较少人知，例如：

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它的破坏性在于

……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它既要克服

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异化是人类为摆脱前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束缚而付出的代价”。资本虽窃取并削弱每个人的劳动能力，却推动了人类力量前所未有的增长。在世界市场的框架内，资本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将狭隘地域中的孤立群体转变为具有惊人创造力的普遍联系的人类。与异化现象相伴而生的，是人类展现出对物质世界的强大主宰权。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取代了对自然的“偶像崇拜”。当然，这种主宰权的行使本身并无智慧可言；它可能对自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共产主义也不会延续其不受控制的状态。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又会将其扩展，因为并非所有符合人类愿望的对自然的改造，都能与市场的约束相容。

马克思不仅认为资本主义事实上发展出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文明，而且强调它必须如此发展，并且唯有它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极端形式的异化”，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为什么这个过渡点是必然的？为什么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上述结果？为什么唯有资本主义能做到这一点，而前资本主义经济却不能？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除了运用经济学推理来回答以外，还从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给出了补充性的答案。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焦躁不安且无法获得满足。他们过去从所处环境中获得的身份已经消失，而新的身份尚未形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则与自身和谐共处，在世界上感到自在安稳，没有挫折感，并拥有一种充实感。但马克思认为，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满足，只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与需求都受到限制，其人性发展被压抑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巨大的生产力才得以迅猛发展，但这种力量脱离了个人，其发展正是凭借一种以人的异化为前提的经济制度而实现的。唯有这样的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唯有在这样的制度中，这种力量才不会被导向满足人的需要的方向。因为这些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需求，其范围是狭小的。如果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生产力便无法实现巨大发展。只有当生产与有限的人类需求脱节时，这些需求才会失去其局限性；需求本身的发展将由生产的发展所激发。若要实现人性的成长，古代世界的满足与秩序就必须被舍弃：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第二句话既批评了那些试图退回到往昔安宁状态的人，也批评了那些认为人天生就无法满足、注定要无休止追求的人。后者的资产阶级观点，恰好遭到前者的浪漫主义观点的抵制。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真正理解人类潜能的本质。

这一主题在一大段值得引用的文字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这一补充说明暗示，古代人实际上是受限制的人。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就会认为古代优于现代，而现代却将个体消耗在生产力的祭坛上。然而，如果我们穿透异化现象，看到其中被实现、同时也被扭曲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和更大满足感的基础。因为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常见批评是，资本主义催生了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然而，社会主义也有一个同样广为人知的理想：劳动本身应成为目的，而非仅仅作为获取劳动之外物品的手段。因此，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中所鄙视的东西，其实是在异化层面上对他们所珍视之物的一种预示。在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的模式下，人们只是为了获得生产过程之外的回报而生产；而在共产主义“为满足人类需要而生产”的模式下，人们会发现生产活动本身就具有价值。

这段话总结如下：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对马克思而言，这种颠倒的过程——人服务于生产，而非生产服务于人——是必要的，但是

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

这一过程的明确的出发点是一种被吞没的状态，若要推动生产，这种颠倒就是必要的。这种颠倒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消除了被吞没的状态，并在资本主义自我导致的崩溃中，最终消除了自身。

五、对未来社会的展望

马克思的劳动的辩证法，第四体现在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上。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中，人类的状况会是怎样？科恩说，要确定马克思的回答，我们必须回顾前边讲过的他的论点：贯穿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运动，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得到合乎逻辑的完成。资本主义所强加的各种分离状态，将在一个重新获得整合、却不再以个体被吞没为代价的社会中得以保存。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未竟的展望中，有三个常见的主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统一，建立在人类尚未摆脱自然支配的基础之上。而未来的统一则与之相反，因为它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之上。这种征服是极其彻底的——自然已被过去科学化的工业深刻改变，以至于技术不再只是“应用于”自然，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

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

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世界已被塑造为一个体系，它能通过自身的运作，生产出人类所需的环境与物品。马克思将这一系统的受益者称为“工人”，但这一称谓并不恰当。因为这些受益者既不使用工具，也不操作机器，而是掌控着一个“工业化的自然”——这个自然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已模糊难辨。亚当的诅咒（人必须劳作谋生）随之失效：由于不再有可供剥削的劳动，也就没有了对劳动的剥削；需要管理的不再是劳动者，而只是生产过程本身。城市与乡村实现统一，因为工业与自然已合而为一。阶级社会的种种破坏与苦难，被工业“伊甸园”中的自由所取代。此外，由于对生产过程的监管只需耗费极少时间，人类便有了追求“以自身为目的的人类能力发展”的充分空间——这种活动并非劳动，因为它不带有经济目的，尽管它可能仍与以往的劳动形式相似。那些希望手工艺重新成为谋生手段的人，必然会拒斥这样的图景；但这一图景本身并不排斥人们在“生产过程之外”广泛从事他们所珍视的创造性活动。

第二，劳动分工的废除。一旦劳动被废除，劳动分工也就随之被废除。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预言了后者的消失：

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马克思在这里将三种理想特质赋予了未来社会的活动——无论这种活动是否被视为劳动。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一个人不会将自己局限于单一的活动。其次，他不会将自己所从事的任何一项活动视为固定社会结构中的既定角色。第三，他所做的事情正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会打猎、捕鱼、放牧、从事批判活动，但“他永远不会成为猎人、渔夫、牧羊人或批评家”。尽管他会打猎、捕鱼和批判，但他并不会因此而成为猎人、渔夫或批判家。因为在他从事这些活动时，他从未进入某种角色结构中的固定位置，从而可以将自己——哪怕是暂时地——认同为猎人等等。但这并不妨碍他全身心投入当下所做的事。总之，他享有一种不被吞没的整合。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下面这段话中表达得更为清晰：

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不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全职画家，顶多只有兼职画家。”人们仍会作画，但“画家”这一身份地位，哪怕只是偶尔地，也不会被当作自己的身份来承担。

（3）必然王国的持续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一个人的活动应契合其意愿，因为“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这种多样化的活动是否服务于经济目的？它是 “总体生产” 的一部分，还是与之相脱离？按第一种解释，其含义大致如下：我们制定一份任务清单，每个人在最终形成的活动组合需保持基本协调有序的前提下，承担自己最感兴趣的任务。我或许无法做所有我想做的事，但无论我做什么，都将是我喜欢的事。

然而，只有当经济生产活动普遍具有吸引力时，上述解释才能与“随自己的兴趣”这一说法相容。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多样化的活动就只能发生在经济领域之外。事实上，马克思至少在某些时候确实认为，劳动本质上总是令人不悦的。在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自然能够自行生产，几乎无需人力投入——这一设想背后很可能就隐藏着他对劳动的深为悲观态度。下面这段著名论述体现的正是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中尚存劳动的暗淡看法：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按照这些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领域的自由令人遗憾地受到持续存在的“必然王国”限制，因此，马克思将他所谓“真正的自由王国”寄望于经济领域之外。他的观点并非“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而是，劳动既然是谋生手段，它就不可能成为人们真正向往的活动，而只有随着工作日的缩短，它才将被人们真正渴望的活动所取代。

段忠桥，春水堂 教授，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